“上海电影节的第一场展映结束。映后有个年轻的女孩等了很久，为了问我书店后来怎样的，米先生后来怎样了。听到电影里的书店已经消失在改造中，米先生也已离开书店，她眼睛里涌出了眼泪。我不想哭，我远远跟她告别。这样的观众，会关心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的吧。我很骄傲自己有了这样的观众。此刻我想念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帮助过我的人，电影是团队工作。”

(资料图片)

著名作家陈丹燕执导的首部中塞合拍纪录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狂想曲”单元，6月11日在院线正式展映。当天，她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感受。

▲纪录短片《书桌前的辽阔③一部作家电影的诞生》

一家举步维艰的百年书店，一座等待重开的当代艺术馆，年迈的书店经理米先生，年轻的艺术策展人乌先生……她和他们相遇，记录他们的故事，也感受着他们的感受。巨大的纪念碑，熙攘的街头，断电后的烛光，孩子们的歌声琴声……安静与喧闹，历史与现存，失望与希望，都交织在流淌的光影中。作为影片的精神注脚，16段作家的个人独白，串起了这部93分钟的作家电影。

陈丹燕说，自己7次到塞尔维亚，这是非常诗意、浪漫的民族，每个人都会跟你说一些金句，把它拆开写下来就是诗。行走在贝尔格莱德，这座古老的城市，历经坎坷又浴火重生，战争可以改变很多，但改变不了人们心中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哪怕是一个下午，也要享受阳光，喝上一杯咖啡……正是那种乐观顽强的精神，那些可爱可敬的人们，坚定了陈丹燕8年艰辛的电影创作之路，最终实现了她的电影梦想。

问：您能谈谈漫长的创作历程和感受吗？

现在全都结束了就觉得还好吧，但是当时过程是很漫长的。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基本上是职业作家，从来没想过这辈子我会有一个团队工作。最开始是2014年，我要去塞尔维亚看《哈扎尔辞典》，是带着一本书去，为了看书的。2015年我又去了，那时我正在写《捕梦之乡》。出版新书的时候，在书展上我们带了一个1分钟的小视频，来推广新书。后来，中国和塞尔维亚要合作第一部合拍片，就来问我能做一个电影吗？当时我不知道做电影有那么难，我们留了好多好多视频资料，想大概剪剪也可以。等到这个合拍片被国家电影局确定后，就有很多规范要求，时长也从20分钟变成超过90分钟，框架要全部打散，重新写故事大纲……整个工作量是三个长篇小说的工作量。

这是一个真实的电影，是基于我在贝尔格莱德认识的朋友所做的采访，是他们的故事。都是素人出演。拍摄现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比如我们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结果主角在马路上出了车祸，他说可能来不了了。等到我们已经开始换新的拍摄计划的时候，就看见远远的河岸上面开来一部车头撞扁的车，哐当哐当过来，主角说他处理完了还是想来拍，不能让你们这么大一个团队等着。然后大家都高兴地鼓掌。

所以我理解了比我写书的时候更深的巴尔干这个地区的不确定性。塞尔维亚人每个人都问我，你觉得和平还能持续多久？我们的电影在一开始就有两个人在看窗户外头，说：“这是多么美丽的下午。”“99年的下午就是这个下午，你前面的那个油罐就被炸掉了。”“但是现在是美好的一天。”“问题是美好有多久。”

我的向导会跟我讲，如果在每一个战争纪念地都立纪念碑，活人就没地方住了。他说：“别人拿着枪来了，你不能拿吉他去会他”。这个民族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巨大的，就是从苦难当中挣扎出来，要活下去要活得好的这种信念。是用一个狂欢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每个人都看上去很高兴。我觉得这种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是很容易记住我们受过的苦，但是很不容易从苦难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哪怕是一个下午，他也要享受阳光。有一个我采访的人就跟我讲，你不知道明天早晨有什么，但今天下午是可以喝一杯咖啡的。

问：第一次执导电影，“一个作家当导演”的方法是怎样的？

陈丹燕：有的纪录片会有天然的开头结尾，跟着人物的命运，他到哪你到哪，我们不是这样子。有一部分抽象的内容是我最喜欢的，通过移动影像来表达一个作家的思考，有什么声音代表思考的声音，有什么影像图像是可以做成抽象的。整个故事的结构，并不是以人物经历为线索，而是“书桌前的辽阔世界”。虽然这个书桌是没有声音的，但其实在你内心有很多很多声音，虽然就是这么小一个书桌，但它前面有整个世界。对一部作家拍摄的关于书桌前思考的纪录片，记录内心的思绪涌动，就是记录一种书桌上的现实。

我觉得电影的工作是集体劳动，每个人都贡献他自己能够贡献的东西，我只是把它揉在一起。2019年我自己去补电影开头，我觉得开头最好的是南斯拉夫留下来很多野兽主义的纪念碑，非常巨大但是都不在贝尔格莱德。所以我自己租一个车，带一个向导去看纪念碑，我就带回来了照片。所以2020年初就开始补拍开头，用的是那一组照片，放在桌子上面走。我还是很满意那个开头的。

我们的电影团队在一起工作也很愉快，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塞尔维亚团队也很尽力，他们比我们难多了，但他们给我们提供能够给的最好的条件。2021年电影完成，我们的世界首映是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然后又去了东京电影节，再去了贝尔格莱德。我们现在回到上海，我觉得非常非常放松，回到我自己家乡的电影节。

这个电影拍成了，我真的做梦也没想过。我知道我会付我所有的力量去做，但是并不觉得我的力量有那么大。现在做好了，我是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记得我小时候我爸说，不要想你的努力一定要换来什么，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很大的快乐，这个快乐可能比你目标达成的快乐还快乐。

问：这部影片想表达的思想，从创作之初到最终完成，有没有发生变化？

陈丹燕：有。整个过程中，塞尔维亚的历史和塞尔维亚人民教我很多很多。最开始我觉得南斯拉夫好远，去看看《哈扎尔辞典》就好了。后来就变成这里的人很感动我，我非常喜欢坚强勇敢的人。在那些困难面前，他能克服的就克服，不能克服的他能忍耐，但是他并不毁灭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想把他们怎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人的原因找出来。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文化一直是跟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一起的，并没有断过。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是有支撑的，这种支撑让他们能够跨越这么多的灭顶之灾。

电影里有个故事，贝尔格莱德在1999年遭轰炸的时候，一个家庭主妇用联合国提供的难民包里的糖和他们家留下来的可可粉，在厨房里给她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做巧克力。这个巧克力的配方是她外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我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她就做了一次给我吃，我是吃不出任何跟其他巧克力不同的地方。那时候难民包里边没有黄油，他们的超市也全部都被炸烂了，所以就用麦淇淋。但是他们很快乐。能快乐，有时就是一种顽强。

问：您希望观众从影片当中读到什么？

陈丹燕：有的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在上海长大的上海作家，对贝尔格莱德那么有兴趣，能够在它的历史里边学到那么多东西。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城市，这个城市培养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在每个人身上会外化成对不同地方的喜爱，或者说是想去探索。

塞尔维亚让我看到了世界的一个角落，跟巴黎、纽约等西方世界不同，它展示的是一个世界的多元性，还有不同民族对待灾难的不同态度。不仅是对这个地方好奇，而且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这种学习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它会一直留在你心里，变成你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支持。

问：会把电影变成小说吗？

陈丹燕：不会。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你表达过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不会再做一个相同的表达。

问：电影创作对您的小说创作，是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陈丹燕：是的，非常有益。我觉得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写《告别》的时候，我发现我写的句子变了，句子当中的空隙变大了，当空隙变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一段的容量就变大了。比起没有做这个拍摄之前，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问：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陈丹燕：2016年的一天，拍摄非常不顺利，那天好像还下雨了，我就跑到书店去找米先生，我说我刚刚在那个咖啡馆里哭过，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然后米先生就跟我讲，贝尔格莱德经历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贝尔格莱德的一代代人都有惨痛的回忆，但是贝尔格莱德仍旧是一个幸福的城市，然后他说，走，我们去吃烤肉。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遇事要坚强。

记得电影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影展”上展映时，电影快放完的时候，有一段片尾曲非常感情化，我站在过道等映后的时候，眼泪就啪地下来了，我想，电影终于成了。观众真的很好，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他原来以为这是个风光片，没想到他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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